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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为天人分属不同的生存状态，所以人应当无条件地效法天，放弃自身现在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，而复归于天的自然无为的生活状态。
同样具有模型意义，但相对特殊的人体成分是血液，其特殊性则是作为流体，充当了生命力的象征。并主要用于描述政治上的团结与凝聚力，如执政者与百姓同甘苦（《新序·杂事四》）。
而从圆周轨迹的形象着眼，应该说，道作为存在法则的意义就是万物皆在循环状态中。问题是，为什么中国古人倾向把政治看成一种运动？或许就因为看到治理的复杂性在于应对各种变量，也即事者，应变而动（ 《淮南子·道应》），所以应变向来被视为执政者的首要任务。再有，中外也能表述为内外，因之中心又被称为内心，这两种说法都沿用至今，但中心不再是一个精神修辞。而此类挪用，或可归因于中国古人相信自然与人伦具有高度的同构关系，如阴阳辨舒，二姓相合（ 《易林·睽之》）、阴阳不和，婚姻错乱（ 《释名·释天》），这既是用阴阳解释婚姻，也是用婚姻解释阴阳。 一、重建理解力将古典中国思想纳入现代学术的语境中做阐发，即冯友兰说的接着讲，构成了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旋律。
比如天时，在典籍中不仅用于描述自然变化，更指农耕、祭祀、战争等重大行动的实施时刻，如作大事必顺天时（《礼记·礼器》）。首先是人们最熟悉的自己的身体，以及关涉身体的性别、血缘。其实，方圆皆有准则义，但主要是在规矩，方员（圆）之至也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的意义上说，即规矩作为最标准的方圆，也能用于表征其他领域的标准，如天意是人间的规矩、礼法是治理的规矩、道是万物的规矩。
然而，当人工制作被挪用为言说道物关系的模型时，则表现出相当显著的管控意义。此外，一天之中，日夜交替是时间变化可被感知的最小周期，这又为古人谈论道的规律意义提供了模型，如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，就是以日夜交替比拟作为规律的道，所以道也被称为昼夜之道（《易传·系辞上》）。而后再进一步，上下还成为抽象与具体的代名词，因此能被用于描述普遍的存在秩序，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（《易传·系辞上》）。而与封建并行的文化观念，如内诸夏而外夷狄（ 《公羊传·成公十五年》）或内冠带、外夷狄（ 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），则是以空间界线的内外之分象征文化的范围。
而依旧使用那些舶来词，就始终要从事中西比较。德音是将德行对他人的影响比拟为声音的传播，所以民意对君德的响应正是德音触发的回响，也即政治上的回声。
负责定分的君王则被比喻为使用利器的木匠或厨师。因此在圆周轨迹中理解人事变化，也部分地解释了占卜在中国古代的盛行。但总的说来，无论以血缘为模型说明什么问题，性质上首先是伦理说明，因为古人眼中，血缘与性别一样，不仅是生物属性，更蕴含了相应的伦理要求，典型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（《管子·版法解》）。可见，精神视听的聪明正是衡量理想人格的指标。
比如，早期信仰中天帝、鬼神对人间事务的监控，主要手段就是视与听，这正是类比于人的感官活动来想象神圣主宰的活动。也即，不仅事物有动静变化，人事领域也有。可见，前述语言贫乏的困境本质上是理解的困境，即在中国哲学的学科语言中引入大量西方哲学的舶来词，真正反映的是研究者无法独立地理解古典中国思想，只能通过向其中注入西方哲学的概念资源来帮助理解。甚至可以说，它们不仅属于日常语言的范畴，更是在由近及远的跨领域挪用中具备了概念语言的性质。
另一方面，也是有见于中国哲学的传统研究聚集于天道之类的抽象词汇，会窄化中国古人的概念语言，将之限定为一种抽象语言。体的第三种用法较为特殊，是用作动词，指在看、听等官能之外，以作为整体的身体去感受，通常被说成体之，并演变为今天所说的体会体验。
因此严格说来，一天与四季仍是作为单位时间的时刻。而此本能式的感应，在古人看来，首先就是生理上对环境刺激的情欲反应，如好恶喜怒哀乐。
不过，阴阳之化的规律性在古人的论述中更多是以四季更替为象征，并往往将四季称为四时，如阴阳者，天地之大理也。4.血缘随着婚姻被视为人伦的基础，也能看到由婚姻组建的家庭被模型化的趋势，如以天下为一家（ 《礼记·礼运》）、四海之内若一家（ 《荀子·儒效》），这些修辞正是把社会关系比拟为家庭关系。当然，生理情欲会对环境刺激产生本能反应，这是自明的事实。当然，不仅血缘与政治，整个属人的领域在古典中国思想中都曾比拟为生长的产物。否定人性善的论者则不然，是将人性看成无规定性的原始材料即本始材朴（ 《荀子·礼论》），因此认为善仅来自外在制作，人性本身没有善，就像材料不等于产品。此外，时间的无限也被表述为永，如降年有永有不永（《尚书·高宗肜日》），但永字本指水长，仍与测量相关，所以也会与远连用，如永远念天威越我民（《尚书·君奭》）。
在家从父母、既嫁从夫，夫歿从子（《白虎通·嫁娶》），就是以男和女指谓伦理秩序中的主导者与从属者，所以是把对性别的描述从生理迁移到伦理。比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（ 《论语·里仁》）就是说闻道的机会非常宝贵，只活一天也值得。
进而，万物以循环的方式转化，自然意味着存在者只具有相对界线，没有本质差别。3.轨迹中国古人对运动现象的描述，除了运动者的状态、方式，还有个重要方面就是轨迹。
不过，就古典中国的思想实况来看，概念语言的构造特别依赖三类经验素材。而在古人，为展现什么是虚，常常将心比喻为具有容纳功能的事物，尤其是房间，如宫者，谓心也（ 《管子·心术上》）、虚心以为道舍（ 《韩非子·扬权》）等。
不过，因为治理流程主要是执政者从作为耳目的官僚集团那里听取信息，官僚集团则听从命令，这尤其令听成为治理的主要象征，如对执政者来说的南面而听天下（ 《礼记·大传》），对官僚集团来说的北面听命（《仪礼·聘礼》），就是把政治描述为一项听的事业。再看体的另一用法，不是表示身体成分，而是各成分构成的关联体。因为要有意义地接着讲，就要时刻留意作为学科术语的舶来词——其本地用法与引进用法的差异——所以在哲学的名义下讲述中国思想，就可能或明或暗地异化为中西比较。就自然界来说，典范的事例即植物生长。
不过，万物一也除了能从气或物质构成的角度看，也能从道或存在法则的角度看，这叫做道通为一（ 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。只不过四季是较大的时刻单位，一天则是较小的时刻单位，而后者常被用做价值修辞，形容短暂却珍贵的东西。
在行动领域，圆是以首尾贯通的形象比拟不被偏见阻碍的行动智慧，方则是以棱角分明的形象比拟有所为、有所不为的行动准则。但处理变化问题时，则是将此类运动经验挪用于揭示变化的周期性。
1.位置观察中国古人对空间的描述，最有模型意义的案例就是对位置的描述。比如人有父母，万物也有父母，如阴阳、天地、乾坤，正是以血缘为模型解释生成问题。
因此，五味中的甘与苦也是精神味觉。进而，无论自然还是人事的变化，当被古人设想为具有圆周运动的周期时，所依据的经验模型也有别于谈论存在问题时的情形。很清楚，这里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不是体现于抽象理论，而是基于不同的经验模型。响应这个说法特别值得注意，因其本义所指的声音触发回响，正是中国古人谈论感应运动的典范案例，如感而后应，……响之应声（《管子·心术上》）或感则能动，……响之应声（ 《说苑·指武》）。
比如，能以精神视听洞悉价值根源，即聪明圣知达天德（ 《礼记·中庸》），就是君子。但作为行动法则的时并不具有规律的必然性，就是说，行动者既能顺天时，也可能逆天之时（《说苑·敬慎》），所以充当行动依据的除了作为法则的时刻，还有作为机遇的时刻，即行动者除了要考虑对时令的顺与逆，还要考虑时机的得与失。
因为中国古人，对近的重视，不是要说明这一空间距离象征的熟悉性是怎样的经验概念，而是为了建立一种说理策略，即能以被归于近的或认知上熟悉的东西打比方，来说明远的或不熟悉的东西。蔽于一曲（ 《荀子·解蔽》）则是以弯曲作为不通畅的象征，比拟偏见对行动者的阻碍。
比如，主张人性善的人会将性、善关系类比于植物萌芽与长成的关系，也即人性中有善的种子或端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所以有向善生长的内在趋向。而正如最初所提及的，这要归因于研究者对哲学性即抽象性的偏好，也即似乎只有聚集于抽象词汇，才能揭示一种思想的哲学性。